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源自域外的宪法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展开批评。

(20)与上述情形不同，更多国家是借由宪法解释来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基本权利，即宪法文本保持不变，但通过解释使其内涵改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要求。(75)需要明确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定义由于采用识别+关联标准，要略宽于采用识别标准的民法典定义，但二者的核心内容相同。

比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60)而民法典第993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国家机关与非国家机关，均负有不得侵害自然人民事权益的义务。第二，限制交易论正确指出了个人信息只有作为民事权利才能进行市场交易，但这同样不妨碍个人信息也同时具有公法权利的性质。(85)本文通过论证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且同时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两种属性，为该领域法奠定规范和价值基础。(62)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程度和法律保护强度如何，并非简单地由人格权或财产权的归属来决定，而是端赖场景化的利益衡量来确定国家保护义务履行的方式和强度。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17)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少年行政制度依附流散，九龙治水，实效堪忧。

 (二)制度设计变革：从少年司法为主流的分别设计到少年法治为全局的顶层设计 观念制约着相关制度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家庭监护法律制度远未完善。 五、我国少年法治整体机制的系统缺憾及完善策略 承上所论，为了推进我国少年法治系统的完善，还有必要对我国少年法治整体机制的系统缺憾及完善策略问题进行探究。 ⑩参见陈嫡、罗玉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防范——构建学校与社区联动机制的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是如何将少年警务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审判制度和少年矫正制度予以更为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更为专业、更为完善的体系机制。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作为第一位的监管主体，其优势在于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的熟人社会信息。

社区体系因素有两个维度，即线下社区因素和线上社区因素。实践改革推动立法变革的范例，如少年法庭的一系列实践改革(包括社会调查制度、四缓制度、(35)法庭教育制度、圆桌审判制度、社会帮教制度、身份信息保密制度、前科封存及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制度、亲职教育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等)逐步推动了包括《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其中关于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规定)等立法变革。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网络保护章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此有所关注，但仍然远未形成系统的视听传媒(包括网络信息)的分级制度。 (一)理论体系方面：少年法学理论根基浅薄 我国相关理论研究的大体发展脉络为：早期阶段，从青少年犯罪学研究到具有特别性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其关键问题在于信息关联的系统整合度以及信息运用的便捷高效度。在网络信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今天，这一信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甚或超越我们的通常想象。 (32)参见曹鹏程：《线上线下，打通社会治理双向道》，载《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5版。因此，本文中，社区即指与少年社会化成长直接相关的环境因素，而非局限于上述的狭义概念，亦非上述的宽泛的广义概念。

且此未来，不仅是遥远之未来，而且是十年、二十年后之未来。高维俭：《〈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正案)〉评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另一方面，在我国法学界，与其他法学理论的现状相比，少年法学理论的认知度相当之低，相关的专门研究人员屈指可数，相关的专门理论著作为数甚少，且鲜有系统严整的基础理论建构。 我国少年法治教培体系缺失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首先，在系统严整的少年法学理论体系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同时，在教育部的法学学科门类中设置少年法学的专业学科，并在有条件的高等教育科研院所中先行建设发展，从而初步形成少年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

 (一)家庭体系方面：福利不济，监护缺漏 家庭是少年成长的摇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中主要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等阶段。一是行政体系，即旨在贯彻落实少年福利、少年保护及少年越轨案件处理相关行政工作的制度体系。很显然，未成年人两法上述新的明确规定表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及中央决策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少年相关专业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少年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以明确立法的形式来予以倡导和推进。 总而言之，少年法治系统的各级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全方位、多维度、深入而系统的内在关联，共同组合成少年法治的系统格局。参见田鹏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载《光明日报》2021年6月7日，第2版。

我国相关法律，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此有着较为系统全面的规范，但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系统缺损或机制不力，从而在实践中多有失守。 (35)四缓制度，即缓处、缓诉、缓判和缓刑的统称。

专业的少年社工组织及其相关专业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以及相关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要务。内容提要：我国少年法治事业四十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但屡屡遭遇系统发展的瓶颈。

 少年法治基础系统的四个子系统的核心要义如下：一是理论体系，即作为一个特殊部门法学的少年法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具有少年法治相关领导权责的国家机构(如少年福利与保护局(20))积极主导引入现代信息技术，联合、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整合各条线领域的少年法治信息体系，从而形成互通共享、系统完整的少年法治信息体系，即由理论信息、立法信息、教培信息、行政信息、司法信息、社工信息以及少年成长环境等信息板块组合而成的互通共享、系统完整的有机体系，并逐步兼容优化、系统完善。

后期阶段，即当前阶段，从少年司法制度研究到少年法学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以及少年法治系统观念的逐渐形成。其中，少年审判制度和少年检察制度的设计各成体系，有所协同，进步较大。对此，笔者认为，其第一位的监管主体应当选择有相应行政执法职能和依法审查资质的机构，如公安机关的少年警务机构或(和)专门的少年福利与保护机构，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只宜作为相应行政监管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和配合协同主体之一。涉及行政责任的，依据或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追究，如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

对此，相关的专业研究机构和相关的专业社团组织也可以成为组织协调者。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相关学术社团和实务部门中，虽然有一些专业组织，如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以及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方法学会的少年法方面的专门研究会等，但受制于少年法学专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的缺失，相关的职业培训也非常缺乏，无以满足相关事业发展的专业性和系统性的实际需要。

所谓缓判，即法庭宣判阶段的追诉犹豫制度。这些短板包括少年司法体系的两个短板(少年警务制度和少年矫正制度)、少年法治干预系统的两个短板(少年行政体系和少年社工体系)以及少年法治基础系统的四个短板(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教培体系和信息体系)，等等。

家庭体系的状况，对于少年法治以及少年健康成长而言，意义不言而喻。 (21)姚建龙：《〈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年第2期。

 我国少年法学理论根基浅薄的补强策略大体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相关理论研究组织机构正视少年法学理论的重要性，并加强相关研究工作的组织和引领，使得更多的理论研究者致力于相关理论的系统研究及联合研究。 为打破相关制度的条线区隔，沟通相关制度的有机联系，协调相关制度的相互促成，相关制度设计思路必须进行变革，即从少年司法为主流的分别制度设计变革为以少年法治为全局的系统顶层设计。(19) 我国少年法治信息体系的建立及完善之道在于：一方面，少年法治的各条线部门及组织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依法建立其条线领域的少年法治信息体系，并不断优化完善。随着《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法典》《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及相关法规的颁行和修订，我国少年法治环境系统业已大体形成，积极意义重大。

二是司法体系，即旨在依法合理处置少年司法案件的相关制度体系。三是因为一些局部系统的发展滞后，相关协同运行的短板效应频现。

这四种运行演进模式虽然多样，且成效不错，但其重大缺憾不可忽视，即缺乏整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予以全局构架和系统引领，从而大体处于消极回应、各自为政和局部拓展的局面。少年警务制度略有萌芽，远未成型，几无进展。

王均平：《我国社区犯罪防控模式的反思及重构》，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系统完善其法律责任的谱系以及相关的执法程序，如规定公安机关的少年警务机构或(和)专门的少年福利与保护机构日常的主动巡查职责及程序，以及通过援引相关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规制：涉及民事责任的，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予以追究。